權力使人腐化，誠信使人現形——從蔣萬安看政治人物的誠信成本

「世界苦茶」主理人李厚辰最近在《鏡報》評論台北市長蔣萬安在中聯毒油事件中的政治操作時，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政治人物選擇議題時，通常也會衡量政治成本與回報。有些問題需要長期改革，短期內難以累積政治成果；有些議題則責任對象清楚、情緒張力高，很容易迅速形成聲量與動員效果。毒油事件屬於後者，蔣萬安選擇將政治注意力、道德憤怒與對中央政府的問責要求投注在這起事件上，主導了725反毒油遊行，政治行情一度大幅看漲。

這個觀察還可以再往前推。政治人物會計算議題成本，也可能計算誠信成本。要求中央政府公開資訊時，可以高舉透明原則；自己面對不確定資訊時，是否仍願意完整揭露？要求中央政府負責時，可以採取嚴格標準；自己受到質詢時，是否願意正面回答？自己的說法受到反證時，是否願意公開修正？本文關心的，就是政治人物對誠信規範的遵守程度，是否會隨自身政治成本而改變。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布魯克斯教授（Arthur C. Brooks） 提供了一個觀察這類問題的思路。他把私人生活中的重大背信行為視為一種人格訊號。外遇本身只是觀察材料，當中隱含的線索是，當一個人的承諾具有成本時，他要如何處理真相、利益與責任？布魯克斯關心的人格跨情境一致性（cross-situational consistency），如某人在處理私領域事務時常違反誠信原則，他是否處理公領域事務時也傾向這個做？布魯克斯認為，這種跨領域的一致性值得選民高度留意。

英國伯明罕大學行銷系副教授藍普璃那克斯（Grigorios Lamprinakos）等人（2024）的實驗研究則提供了另一層心理機制。他們發現，權力會提高人們對既有想法與行為模式的信念。原先倫理判斷更有可能影響後續行為。觀察政治人物的誠信，不能只記錄他有沒有說錯話。更值得注意的是，當誠實開始產生成本時，他是否仍接受同一套規範的約束。承認不確定性可能削弱自己的政治身分；正面回答質詢可能增加治理責任；修正錯誤可能破壞已經形成的政治敘事。若誠信規範的約束力會隨自身成本升高而下降，便形成本文暫稱的「自利性的誠信調節」：一個人對揭露、回答與修正的要求，會不會隨自身政治利益而改變？

蔣萬安市長的幾項爭議，正好提供了檢驗這個問題的材料。

如果沿著李厚辰所說的「成本」繼續追問，政治人物計算的可能不只有議題投入與政治回報。資訊要揭露到什麼程度、哪些不確定性需要主動說明，同樣可能產生政治成本。蔣萬安的身世爭議，提供了一個很早期的觀察窗口。

我原先並不認為蔣萬安究竟姓「章」姓「蔣」或姓「郭」會構成嚴重的政治問題。他在2016、2020年兩度當選立委，2022年又當選台北市長，政治職位的正當性來自選民授權。沈伯洋曾說，他比較關心蔣萬安有沒有「市政的DNA」；莊瑞雄也表示，把台北建設做好比較重要，同時承認「姓蔣」確實具有一定的政治紅利。

身世值得討論的地方落在另一個層次。當一項對自己具有政治利益的身分仍存在重要不確定性時，一位政治人物願意把這項不確定性揭露到什麼程度？

2014年，尚未投入第一次立委選舉的蔣萬安接受《財訊》專訪時，已公開接受「蔣家第四代」的身分定位，也表示感謝父親蔣孝嚴完成改姓。此後，「蔣家第四代」持續成為外界理解其政治形象的重要標籤。然而，蔣孝嚴當年的認祖歸宗程序以及血緣證據長期存在爭議；蔣友青近期也公開表示，蔣家第四代成員並未與蔣萬安進行DNA比對。這些材料不足以證明蔣萬安知道自己的血緣身分有誤，也無法據此否定其法律或家庭認知上的身分。

但布魯克斯式的觀察並不需要解開血緣之謎，而是蔣萬安如何處理一項「對自己有利、證據卻仍有限制」的資訊。從他歷年受訪、出版新書與競選期間的公開論述來看，他持續接受「蔣家第四代」這項身分，對血緣尚未經DNA確認等證據界線則少有主動說明。

這裡第一次出現了本文所關心的誠信成本。完整交代不確定性可能削弱「蔣家第四代」的象徵價值；維持較完整、較確定的身分敘事，政治成本相對較低。蔣萬安當時尚未取得公職權力，這項選擇因此具有特殊的基準點意義，並留下了一個可以往後追蹤的行為訊號：當透明揭露可能削弱自身利益時，他是否傾向降低對不利資訊的主動揭露？

這也正好把李厚辰的「成本計算」推進到另一個領域。他觀察的是政治人物如何選擇政治回報較高的議題，而身世案例讓我們發現政治人物也會衡量誠信本身的成本。當完整揭露有利於自己時，透明性很容易成為行為準則；當完整揭露可能傷害自己時，同一套原則還剩下多少約束力？

如蔣未進入政治世界，這種一次性事件可能並無足輕重。一旦他的位置從尚未取得公職換成掌握首都市政權力，蔣萬安面對不利資訊時，是否仍會作出方向相近的選擇？

如果身世爭議檢驗的是揭露成本，那麼市長任內的議會質詢，檢驗的就是問責成本。李厚辰認為，政治人物選擇議題時會計算成本與回報，容易動員、責任對象明確的議題，往往具有較高的政治收益。他也以中聯毒油事件為例，批評蔣萬安把高度的政治憤怒投注在一項容易形成敵我對立的食安事件上。 吾人得以繼續再往下追問：當問責的方向從中央政府轉回台北市政府，蔣萬安是否仍維持同樣嚴格的責任標準？

7月17日的台北市議會質詢提供了一個很直接的觀察場景。市議員顏若芳質詢時表示，其它縣市曾經抽驗苯駢芘，台北市為何沒驗？面對「台北市為什麼沒有驗」的問題，蔣萬安隨即反問高雄有沒有驗，又追問中央事發後有沒有檢驗。顏若芳因此批評他「問A答B」，並提醒質詢正在討論台北市。雙方隨後爆發激烈爭執。

這個片段比一般的議題操作更具有分析價值。蔣萬安先前要求中央政府公開資訊、追究責任，甚至把中央的處理方式形容為「傲慢、蓋牌、護航、包庇、無能、神隱」；當議員把相同的問責邏輯用在台北市政府身上，回答的方向卻迅速轉向中央政府與其它地方政府。蔣市長的話語告訴你，責任標準可能隨責任歸屬而改變。

這也讓李厚辰的「成本函數」多了一層政治心理學意義。他討論的是政治人物把注意力投向哪些議題；這場質詢則讓我們看到，政治成本也可能影響政治人物如何接受問責。要求中央政府負責，可以帶來政治收益；承認台北市自己的制度缺口，一方面可能增加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則是提高了維持聲望的成本。隨著責任位置不同，對問責原則的適用強度也可能隨之改變。

身世爭議檢驗的是揭露成本，議會「問A答B」檢驗的是問責成本，那麼新冠疫苗爭議檢驗的，就是修正成本。今年八月，慈濟疫苗採購遭詐案件重新引發五年前的政治攻防，蔣萬安再次表示，自己當年曾要求完整公開疫苗採購合約，衛福部不願意公開，「後來封存30年」。這套說法早在2022年台北市長選舉期間就已出現。

「保存三十年」與「封存三十年」屬於可查證的行政概念。2022年10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已說明，三十年指疫苗採購公文的保存年限，與解密、保密期限不同；疾管署其後也指出，BNT採購合約保密期限為十年。蔣萬安2022年已使用「封存30年」說法，經過官方多年澄清，2026年仍再次重提。以「最寬容」的態度出發，或許第一次說錯源自于「誤解」，但講在反證出現多年後仍維持相同說法，問題便進入修正責任的層次。修正原有說法可能削弱他長期批評中央政府的政治敘事，而他是否願意承擔這項修正成本，也就具有政治誠信上的分析價值。蔣萬安又曾任立法院疫苗採購調閱專案小組召集人，直接參與資料調閱，外界因此有理由對他的資訊政治責任提出更高要求。

沿著李厚辰的「成本計算」繼續觀察，這裡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對照。蔣萬安要求中央政府「公開真相」，政治收益很高，甚至成為他競選台北市長時的重要攻防資源；承認自己長期使用的「封存三十年」說法需要修正，卻可能削弱原先建立的「中央蓋牌」敘事。同一項透明原則，在要求別人履行時，政治成本低、政治收益高；回到自己的資訊責任時，修正卻意味著必須承擔更高的政治成本。原則的拘束力是否隨之下降，正是本文要檢驗的誠信成本問題。

這也讓布魯克斯教授所說的「跨情境一致性」逐漸呈現出更完整的輪廓。身世事件中，蔣萬安對不利的不確定性採取較低程度的主動揭露；議會質詢中，他把問題轉向其它縣市政府與中央政府；到了疫苗事件，相關反證已經公開存在多年，他仍面臨是否願意調整原有主張的考驗。三個案例的證據條件不同，卻都涉及誠信需要付出自身成本的情境。完整揭露可能削弱有利身分，正面回答可能增加治理責任，修正「封存三十年」則可能損害既有政治敘事帶來的政治收益。

這就是本文所說的「自利性誠信調節」模式。李厚辰觀察到政治人物會衡量哪些議題值得投入，本文則進一步指出，政治人物也會把誠信原則應當履行到什麼程度納入同一套成本計算。當透明、問責與修正說法需要自己付出更高的政治成本時，這些誠信規範的約束力是否也隨之下降，正是本文關注的核心。

民主制度從來沒有要求政治人物永遠不犯錯。它要求掌權者接受一套即使對自己不利仍然有效的公共規範，當證據不足時承認存在不確定性，治理受到質疑時明確回答問題，新證據出現後能夠誠實地修正說法。這些規範真正考驗政治人物的地方，在於遵守它們往往會讓自己付出政治代價，要求政治人物明確地負擔起起碼的政治責任。

在民主政治實踐的道路上，「自利性的誠信調節」無疑具有風險。政治學對民主問責的理解，本來就要求掌權者說明並辯護自己的行為，接受議會、公民與其他監督者的質問與判斷，並承擔由此產生的政治後果。荷蘭烏特勒支大學公共行政學者波芬（Mark Bovens）將這些關係視為問責（accountability）的核心。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威弗（R. Kent Weaver）也早已指出，政治人物具有強烈的避責誘因，尤其會設法降低負面結果帶來的責難。因此，迴避本身並不罕見，但長此以往，人民會愈來愈難判斷，政治人物究竟受到共同的民主問責規範約束，還是依照自身利益決定這些規範要遵守到什麼程度？這種現象未必立即造成民主倒退，卻會一點一滴削弱民主問責的制度根基，使共同規範逐漸失去約束掌權者的力量，增加治理失靈與權力失控的風險，也為威權政治的滋長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