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十四年前的福島核災改變了全球對核能安全的認知，但日本的重建經驗也暴露了制度的深層缺陷：避難計畫在實務中仍失靈，導致許多死亡源於撤離次生災害而非輻射本身。本文以福島為案例，分析制度失靈的結構性原因，並對比台灣核災防護現況，提出制度與政策警示，強調核災防護必須超越口號、落實韌性治理。
近年來，日本多家媒體與學者的研究指出，即便經過多年調整，日本的核災避難體制在實務上仍存在結構性缺陷。事故後，日本政府重新制定防災計畫，強調分區撤離、即時輻射監測與應變流程。然而，這些制度設計仍過度依賴「紙上演練」，忽略交通承載量、人口快速老化，以及中央與地方協調不足的現實條件。一旦中央命令下達，地方政府往往各自應變，通訊與交通系統則在第一時間陷入癱瘓。福島縣浪江町一名受災者曾形容：「我們不是被輻射殺死，而是被制度拋棄。」
福島的經驗提醒我們，核災並非單一事故，而是一種高度連鎖的系統性風險。任何技術或制度，只要其中一環失效，就可能引發全面崩潰。在輻射外洩、氣象變化與資訊混亂交織的情境下，所謂「有序撤離」往往難以實現，更像是一種事後合理化的想像。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警訊尤為迫切。台灣地狹人稠，核電廠距離人口密集區僅十數公里，現行疏散計畫仍以車輛撤離為主要假設。多項模擬結果顯示，一旦事故發生，基隆、淡水與新北沿海地區的交通極可能在短時間內全面癱瘓。此外，地方政府之間的防災協調，以及民眾對核災風險的理解，長期流於形式化演練，實際應變能力仍有明顯落差。
政治對核電議題的符號化與對立，使真正的防災避難討論被邊緣化。無論支持或反對核能，社會都鮮少誠實面對一個關鍵問題：若最壞情境真的發生，我們是否具備承受與應對的能力？ 核災防護不應只是政策口號，而必須是一套在極端條件下仍能運作的制度安排。
從這個角度看，真正的核災防護並不僅是設計撤離路線，而是盡可能避免核子事故的發生。核能治理必須建立在高度透明的制度、獨立有效的監督機制，以及完整的環境影響評估與公眾參與之上。若所謂的「自主安全檢查」只是為了為老舊核電廠重啟鋪路，核能監管體系便可能重蹈日本覆轍，恐使行政合法性凌駕於公共安全之上。
福島的教訓不在於避難是否完善，而在於我們是否誤把避難體制當成安全替代品。當制度低估風險、政治語言美化核能，避難計畫終將淪為安撫社會不安的機制，而非真正的安全保障。能源安全的核心，應從風險轉移轉向治理韌性的建構；否則，福島的悲劇很可能不只是過去的記憶，而是未來的預告。
